建筑师如何改进设计方案[建筑设计措施]

　　撰文：フ?ラチナ

　　编辑：张可一

　　奥运主场馆的建筑方案在申办竞争中变得重要异常

　　这次竞标的高标准不仅表现在对建筑主体的要求，对于应征建筑师，JSC更是开出了高得离奇的参赛条件

　　JSC在2012年召集奥运主场馆竞标的广告

　　建筑师扎哈·哈迪德

　　2015年9月18日，距2020年召开的东京夏季奥运会仅剩5年，伊拉克裔英籍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可能度过了她人生中最沮丧的一天。当天，哈迪德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第二轮东京奥运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的方案竞标。“对于扎哈·哈迪德建筑设计事务所(ZHA)而言，这样的一天堪比末日，我们长达3年的辛苦都付之东流。”ZHA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在邮件中这样写道，他当天代替哈迪德及ZHA事务所接受了《商业周刊/中文版》的采访。谁都没想到，这个在2012年11月从46件通过国际竞标征集而来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被日本体育振兴中心(JSC)选中的新国立竞技场设计方案最后竟会遭遇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2015年8月扎哈·哈迪德宣布二次竞标时发布的新国立竞技场设计图/ZHA

　　作为一位明星建筑师，哈迪德向来饱受争议。2004年，她成为首位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的女建筑师；其设计辨识度极高，并且极富曲线的跃动感，散发着未来主义气息。但因风格太过超前、难以实现，她亦被称为“纸上建筑师”。

　　在提交给JSC的设计方案中，根据东京申办奥运会的需求，哈迪德力图设计一座能象征性地代表日本文化，并在视觉上能成为东京新地标的场馆。整个建筑外观呈花瓣形，屋顶是重头戏。在设计阐述中，哈迪德说屋顶采用了“悬链线梁”技术，这是日本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丹下建三曾用于东京国立代代木竞技场的技术。她还创造性地用一种半透明的、采光极好的轻质材料覆盖屋顶。白天，贴近自然的花瓣外观体现了四季变换的理念；夜晚，整个体育馆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发光的日本灯笼。

　　跟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水上运动中心一样，哈迪德再次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尽管它们的外形惊艳，但处于伦敦和东京本身深厚的历史文脉中，它们显得太天马行空和不节制了。事实上，伦敦人对哈迪德的接受度也不高。水上运动中心是哈迪德在伦敦首个被建成的建筑，而她已经在伦敦生活了40多年。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新国立竞技场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它的遭遇也更加戏剧化。

　　承办东京2020年夏季奥运会是日本政府振兴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据估算，2020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成本可能会在50亿到60亿美元，而其为日本创造的经济效益可能会达到300亿美元。

　　不过申请奥运会主办权并不容易，东京先是在申请2016年夏季奥运会上输给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又在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过程中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而且，日本民间并不十分支持承办奥运。以小田岛隆为代表的不少日本国内学者反对仅仅为了振兴经济而承办奥运。内田树则更是指出：目前日本国民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偏见异常严重，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时曾经有过的国际间的融洽交流很难会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重现。为了经济的收益而招徕客人，却没有招待客人的诚意，这将是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伊东丰雄2012年参加竞标时发布的新国立竞技场设计图

　　当时，奥委会对日本的核泄漏亦是忧心忡忡。面对奥委会的询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福岛核电站的污染水已经被完全控制，日本的食品和水源安全管理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大家不需要有任何担心”。不过，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后拒绝使用东北地区大米的日本部分餐馆和移居海外的一些日本准妈妈们似乎在讲述另一个事实。从这些因素来看，东京取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并不容易。

　　因此，奥运主场馆的建筑方案在申办竞争中变得重要异常。2012年7月13日，JSC决定召开“新国立竞技场构想国际建筑设计大赛”，征集在东京明治神宫外苑这一运动场馆云集的狭小地区，达到“可容纳8万人”“屋顶可闭合”“占地面积约为29万平方米”的奥运主场馆设计方案。总工程费预算大约在13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8亿元)，预计2018年竣工。

　　这次竞标的高标准不仅表现在对建筑主体的要求，对于应征建筑师，JSC更是开出了“必须获得过具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等国际奖项，有设计过1.5千人以上的体育场馆，或是实施设计阶段的经验”等极高条件。1995年获得普利兹克奖的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受邀任审查委员长。2012年11月15日，JSC的最终审查以“符合未来的设计”“是否适用于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是否具有技术上的挑战”“是否具有实现性”四项为标准，安藤忠雄也称此次竞赛为“建筑构想的竞赛”。最终，哈迪德获胜。可以说在2012年东京展现给世界的是对承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异常热情。

　　但这样的热情就像是一次临时性的发热，只感染了当年奥委会的评委们。2020年的夏季奥运会已是东京的囊中之物，新国立竞技场的方案自然也失去了它的关键性意义。随着该方案的选定，日本的民间开始了对其方案存在问题的诸多讨论，尤其是日本的建筑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3年11月日本建筑界泰斗桢文彦发起的“将新国立竞技场方案放诸于神宫外苑的历史文脉中讨论”的研讨会。发起人群体中可见到伊东丰雄、隈研吾、山本理显、五十岚太郎等知名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的名字。他们指摘哈迪德设计的日本新国立竞技场将是一件“巨型垃圾”，会影响到明治神宫外苑的景观风貌。

　　2014年11月，矶崎新在谈到已经过多次修改的新国立竞技场的建设方案时说其“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魄力，现在扎哈的方案宛如一只等待水淹日本列岛的笨重乌龟”。一向强调开放式空间、将建筑融于自然环境的伊东丰雄在2015年6月接受采访时对新国立竞技场“封闭式”设计方案颇有微词。他们的声音仅仅停留于建筑界自律的范畴，对建筑本身的讨论是不可能终止哈迪德的建筑方案的。建筑方案的采用权一直不属于建筑领域内部。

　　但哈迪德的设计方案偏偏命运多舛。2015年7月，随着新国立竞技场的成本从最初预计的162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6亿元)激增至252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3亿元)的公布，高昂的工程造价令兢兢业业工作纳税的日本国民极为不满。《朝日新闻》7月11日-12日开展的民意测验显示，71%的参与者反对当前奥林匹克场馆设计方案，18%的参与者支持。7月16日，针对新国立竞技场问题，安藤忠雄在东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在之后发表了《新国立竞技场基本方案国际设计竞标审查及其后》的文章。安藤再次谈及了选择哈迪德的原因，他不同意撤销该方案，并说:“选择扎哈的设计，意味着选择合作伙伴，这涉及国际公信度问题。而扎哈也表示愿意再次修改日本新国家竞技场的方案，以降低建设成本。我们必须使用哈迪德的设计方案，这代表日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如果该方案被撤销，日本政府的公信度将会受损。”

　　伊东丰雄设计内部

　　扎哈·哈迪德设计内部

　　安藤忠雄的申明并未令日本国民满意。7月正逢日本经济风雨飘摇，不受欢迎的安保法案和重启核反应堆的计划引发民众抗议，为了确保新国立竞技场不再招致额外的麻烦，7月17日安倍“顺应民意”地突然发表了终止哈迪德方案的决定，并声明政府将在半年内制定新的方案，力图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竣工。而按照原定计划，该场馆本该在2018年竣工，可先为2019年橄榄球世界杯所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建筑师宗本顺三表示:“扎哈的建筑确实很贵。但如果现在的日本政府支持率很高，这个方案即使花钱也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可现在是日本政府支持率最低的时候，扎哈的方案也不得不被重新审视，甚至被否决了。”曾参与“将新国立竞技场方案放诸于神宫外苑的历史文脉中讨论”的建筑师隈研吾在莫斯科出差期间接受了《商业周刊/中文版》的电话采访。他说:“东京的建筑环境是很严峻的。扎哈的建筑设计方案放到明治神宫外苑确实是有点’微妙’。”

　　哈迪德大概是首次遭遇到这样重大的挫折，她的团队已经为这个方案准备了近3年，以至于方案被撤销后，哈迪德依旧认为有机会以设计监督等其他形式参与到新国立竞技场未来的建设项目中来。9月第二次的新国立竞技场竞标开始了。当日本建筑公司日建集团邀请ZHA一同竞标时，“我们欣然答应”，舒马赫说。正式参与竞标前，哈迪德公开发布了一段23分钟的短视频和一份新国立竞技场的说明书。在这份说明书中，她详细解说了新国立竞技场的设计方案，并说明第二次竞标将会保留此前设计的大多细节，她建议引进更多的承建商竞价，而不是克扣设计费用。舒马赫表示根据要求，他们“预设过很多调整。比如去掉座位的降温功能、减少固定座椅的数量”。

　　“小型传统项目的思路也正好符合我们的建筑理念，我们的拱形设计理念也恰好适用于场馆的座椅变换需求，即在奥运会期间设有8万个座位，而在赛后回归7万个座位的传统模式。我们的结构方案十分高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拱形为主要设计元素会造价高昂。”舒马赫面对即将展开的新一轮竞标如是说。

　　但新一轮的竞标营造出了与第一次的竞标迥异的气氛。第二次新国立竞技场的建设以承建商为主导，并且显示出了强烈的封闭性。设计师必须在日本注册，即设计师只能是日本人；

　　宗本顺三表示：应该吸取1998年成本超过了原本预算56%的日本长野冬奥会的教训。当时福冈软银鹰的主场福冈巨蛋可闭合的 屋顶,每次闭合都会花费高昂的电费

　　承建商必须在日本有大型建筑的承建经验，因此只能是大型的超级承建商才能参与；方案必须在日本递交，并根据日本流程办理，这又将承包商限制在了日本本土。而日本国内有资格参加新一轮竞标的仅有五家。

　　其中，竹中工务店、清水建设、大林组三家承建商现已联合起来与建筑师伊东丰雄组成团队，另一方面，大成建设则与建筑师隈研吾组成团队。鹿岛建设放弃了参加新一轮竞标的机会。而ZHA和日建设计团队没能得到任何日本大型承建商的支持。哈迪德终于意识到他们并不能参与第二轮竞标。

　　不管怎样，新一轮竞标的每一项说明都在告诉日本国民，政府在为建设一座省钱的新国立竞技场而努力。建筑方案要求从原本可容纳8万人的巨型体育馆降低到了6.8万人，撤销体育馆屋顶的设计，仅在观众席上方保留一部分屋顶，占地面积由原本的29万平方米减至19万平方米。安倍后来更是为了缩减100亿日元的成本，示意可以砍掉空调的计划。“如果热的话，不是还有冰嘛。”安倍的这句话被《朝日新闻》刊登后又引发了民间对新国立竞技场的一阵忧虑。

　　不管怎样，12月的审查结果似乎没有悬念，JSC只需要在日本国内两位建筑师伊东丰雄和隈研吾之间做个选择。

　　现在，日本建筑师面对的问题和哈迪德一样，那就是在明治神宫外苑这块拥挤的地区，建起一座19万平方需要可以夸耀于世米的巨型建筑。对此，退出第二次竞标的哈迪德十分不满地说，“伊东丰雄的建筑比我设计的还要笨重。”

　　而日本的建筑师们都清楚，即使没有哈迪德，新国立竞技场的成本也会比预期高出不少。宗本顺三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日本东北地区的灾后重建、中央新干线建设需要挖掘的大量隧道、伴随奥运而进行的东京城市改造，这些都令日本的建筑承包商异常忙碌。”在这个供不应求的市场，突然改变建筑方案、缩短工期，只会带来更为高昂的报价。事实上，“最后很可能用昂贵的价格，买来一件便宜货”，建筑史家五十岚太郎如此感叹。

　　桢文彦拒绝了日本政府邀请他担任审查委员的请求，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不会参加大赛”，“不会担任评委，我不想成为第二个安藤忠雄”。事实上，桢文彦等建筑师对于新国立竞技场接下来的建设方针——承建商主导的建筑设计，是保留意见的。因为，日本大型承建商主导的建筑设计方案是以追求企业利益为原动力，很难催生出崭新的设计方案。而且他也定然清楚自己的意见之所以在2015年8月被得到重视和采用，并非由于从建筑专业内部的标准来看其意见是合理的，而仅仅是被需要节约成本的日本政府选中而已。

　　在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形象似乎是唯一一个还能令城市建筑保持纪念碑性的驱动力，但即便是天生就追求夸耀的奥运建筑，现在也可能面临着新的选择。建筑师古市徹雄的言论似乎成了某种对于建筑理想的呼唤，“(新国立竞技场)需要可以夸耀于世界的高标准设计，如果建起一个很普通的体育馆，这将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建筑。我们需要优美的建筑、令我们自豪的建筑、像代代木竞技场那样可以让我们再过50年都印象深刻的建筑。”

　　2020年即将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德场馆——新国立竞技场会呈现怎样的面貌？让我们拭目以待。

　　访谈Q&A

　　Q：商业周刊／中文版

　　A：宗本顺三

　　从一座花钱的体育馆到一座省钱的体育馆，这是建筑师决定不了的问题

　　Q：7月日本媒体形成了一种对评委主席安藤忠雄和建筑设计师哈迪德个人的攻击报道，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A：对新国家体育馆的建设问题的讨论需要从长计议。当初，本想取得202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除东京以外还有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等。那时，东京其实是暂居第二位，逊于呼声极高的伊斯坦布尔，难以取得202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为了取得2020年的奥运会主办权，东京自然需要有竞争力的奥运场馆。暂且不论能否实现和工程造价问题，从申奥的目的上来讲，扎哈·哈迪德的建筑设计方案是最棒的。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国家体育馆的建筑方案，以及出色的演示说明，东京终于取得了2020年的奥运会主办权，从这一点来看安藤忠雄选择哈迪德的方案是没错的。不过，无论是安藤自己，还是大众媒体却没有对这一理由进行充分的说明。我觉得安藤没有出色地应对媒体。他没有清楚地对媒体、对日本国民解释正是因为选择了哈迪德的建筑方案，日本才能申奥成功。

　　东京取得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的同时，对于即将面临的新国家体育馆的造价问题和技术问题本应尽早进行重新整理和讨论，不过日本的国家机关却完全没有发挥这方面的职能。所以这次事件不是安藤的责任，当然也不是哈迪德的责任。不过，话说回来哈迪德的建筑设计方案的确造价高昂。

　　她的方案中有一部分是以有屋顶的体育馆为噱头的。如果说起日本有屋顶的大型体育馆，札幌巨蛋（亦称“札幌穹顶体育场”）是一个鲜有的成功典范。2002年它在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功能。札幌巨蛋利用率很高，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获得了建筑业协会奖（简称BCS 奖）。其他的体育馆则大部分经营不善、连年赤字。当初选择哈迪德的建筑方案，可能也是考虑到了日本体育场馆中有札幌巨蛋的成功范例。不过，倘若在那么大的空间使用空调，可就不是一个现实的方案了。比如福冈软银鹰的主场福冈巨蛋的屋顶是可闭合的，屋顶每次闭合，空调所花费的电费都高达200至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至15万）。类似这样不现实的电费问题虽然很多，但是考虑到以后可以承办其他体育竞技赛事，也可以举办音乐会之类的大型活动，加之有屋顶的体育馆札幌巨蛋的成功先例??哈迪德的方案也并非完全不现实了。

　　札幌巨蛋（亦称“札幌穹顶体育场”）是日本有屋顶的大型体育馆中一个鲜有的成功典范

　　如今没有持续下去的原因，就在于大家都在说的造价太高了。如果现在的日本政府支持率很高，这个方案即使花钱也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现在是日本政府支持率最低的时候，哈迪德的方案也不得不被重新审视，甚至被否决了。

　　Q：你提到的日本机关，具体来说是JSC（日本体育振兴中心）吗？

　　A：是的。这个组织属于文部省，工作人员虽然擅长运动，但却不擅长大型建筑工程的经营和规划。

　　Q：哈迪德的建筑设计方案被突然撤销与日本政府当下支持率过低有关，能否解释一下这背后的政治文脉？

　　A：刚刚提到了哈迪德方案被否决的时候，正好是安倍政权支持率最低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为了在选举中取胜，都对国民的意见特别敏感。7月“安保法案”闹得沸沸扬扬，中国也很关心这件事。日本有一部分人深信为了宣扬国际上的国家权力，国家应该派遣军队到战争地区，维持和平，所以“安保法案”是必要的。日本国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进行自卫；其他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日本却不能去维持和平。这一点从国际视野来看是有些问题的。不过，日本的《宪法》是禁止战争的，所以需要改宪。这一行为令目前日本政府的支持率骤减。与此同时，高成本的新国家体育馆问题也在安倍的支持率上火上浇油。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也对运营奥运场馆建设没有经验，2520亿日元的成本基本都付给了大型建筑承包商。承包商如果说应该付这么多钱，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也不去判断报价是否合理，就照单全收。谁都没有出来控制这个价格。日本的建筑承包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国家有一个大的目标，比如说中国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不管会花多少钱，因为这是一个为了国家荣誉而建的工程。现在的日本是无法想象单为了国家荣誉，就要花费那么高昂的成本。

　　另外，到目前为止都是文部省，也就是日本的教育局来运营新国家体育馆建设，9月重新竞标之后的新国家体育馆建设会移交给国土交通省，也就是日本的国土局。在建筑事项的控制和运营上，国土交通省自然是有经验的。

　　Q：新国家体育馆在2014年5月基本设计完成阶段预估造价在1625亿日元上下，可是到今年7月份上涨至2520亿日元，是什么原因使新国家体育馆的成本上涨了900亿日元？

　　A：其实，2013年以来东京的建筑工程费已经上涨了近五成，这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一方面是311东日本地震之后的灾后重建，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为东北地区投入了巨款，令日本的建筑工程承包商异常忙碌。东京即将举办奥运会，也令东京的公寓住宅建设变得异常活跃。现在东京各个地区如丸之内、涩谷、日本桥、银座、新宿都在城市改建和再开发，而且每个地区的城市改造面积都在100万平方米，预算都在1000亿到2000亿日元左右。大型承包商忙不过来，建筑工程费自然会随之上涨。我记得伦敦好像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承办奥运往往会伴随着工程建筑费变高的现象。而且现在日本还有一个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即中央新干线的建设。不同于以往迂回的东海道新干线，品川站到新大阪站的中央新干线，会直接穿过日本的多山地区，势必会产生很多隧道工程，现在一部分日本的建筑承包商正在挖凿穿山隧道。

　　品川站到新大阪站的中央新干线，会直接穿过日本的多山地区

　　另外，日本的建筑承包商对要求技术较高的建筑项目都会很小心谨慎，为了确保工程不出问题、保护公司，往往会做出偏高的预算表。总之，建筑师如果想要实现什么建筑方案的时候，似乎会碰上各种各样的倒霉事（笑）。

　　Q：2013年，建筑师楨文彦曾经以“在历史的文脉中考虑神宫外苑周边”为主题，发起过反对哈迪德设计的新国家体育馆的活动。

　　是的，我觉得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哈迪德的建筑方案虽然很不错，但是在日本这样狭小的国土上实施就变得很不合适了。如果是在中国那样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日本的话，如果建在海上，我想哈迪德的方案会很棒的。明治神宫附近非常拥挤，为了适应那个地区，哈迪德也在做着各种调整。而她的方案也渐渐失去原本的魅力，现在她调整过的方案不能实施，我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的天安门广场附近不是建有国家大剧院吗？我每次在中国讲演都会感叹中国人心胸宽广，在自己的眼前建起如此庞大的建筑。这在日本是无法实现的，除了海上，比如大阪的船之科学馆附近就可以建成一个的球型建筑（指难波海之时空馆）。对于同样的建筑设计方案来说，因施工位置不同，对方案的优劣评价也是不同的。

　　难波海之时空馆

　　Q：现在日本国内活跃的建筑师们，中国比较熟悉的有安藤忠雄、伊东丰雄、隈研吾，他们的作品都比较细致而灵活，建筑作品的规模往往也较为适中……

　　A：中国还在成长期，目前主要在做一些较大规模的建筑。发达国家很多已经开始拒绝建设巨大的建筑了，比如在东京建起的六本木新城（又称六本木之丘）其实就招致了很多争议。欧洲亦是如此，巨大的纪念碑建筑是不需要的。

　　六本木新城

　　巨大的纪念碑式建筑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出现的。 但1980年代以后，这样国家性的纪念碑式建筑就在日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建筑、后现代建筑，一些更为细腻的建筑。所以我觉得这次对日本新国家体育馆的方案争议，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样的文化问题。

　　Q：安藤忠雄在7月16日的声明中专门提到“东京申办2020年的奥运成功的重大原因之一在于哈迪德设计的新国家体育馆获胜”。现在东京成功取得了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却因为哈迪德的方案造价过高而终止了建设，这是否有失国际信义？

　　A：否决哈迪德的方案是日本国家系统的问题。如能按照哈迪德的方案实现新国家体育馆建设的话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建筑设计竞赛也常有方案实现不了的情况。比如哈迪德设计的德国莱比锡宝马汽车公司中央大楼，和本来的方案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哈迪德的建筑设计接近“空想建筑”，建筑专业的人看哈迪德的建筑方案应该能从中发现很多不合理之处，不过她的建筑概念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即使是竞赛中选中她，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按照她想的实现，特别是这种规模庞大的建筑了。但确实这件事情的国际影响不是很好。

　　安藤在解释选择哈迪德方案的时候对媒体说“我就是选择建筑的造型”这个解释也太牵强了。任何一个非建筑专业的门外汉都能按照建筑造型去当评委主席。安藤回避了为了超过伊斯坦布尔，让东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取胜心也在驱动他选择哈迪德的事情。虽然这可以说是一种违规行为，他也应该和日本国民解释这一点。当然，他也没有考虑过事后哈迪德的方案究竟能不能顺利实现，这是他的责任问题。日本的媒体和国民不应该忘记，哈迪德的方案对2020年东京申奥成功做出过怎样的贡献。

　　Q：你对新一轮的新国家体育馆建筑方案的竞标抱有怎样的期待？

　　A：我觉得这次的建筑方案会从原本那种流线型的概念方案，变成较现实的方案吧。只要新国家体育馆建成就好了，我也没抱多大的期待。

　　Q：你到过中国很多次了，对现在中国建筑有什么看法呢？

　　A：第一点是建筑师问题。中国30岁和30岁以前的年轻建筑师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他们比起同龄的日本建筑师来说水平是很高的。不过遗憾的是30岁以后，中国建筑师就不再成长了。从40、50岁这个年龄层来看，中国建筑师不如日本建筑师了。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良好的可以长期培养建筑师的环境。建筑本身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我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协助建筑师的社会系统。

　　另外一点是时间问题，中国的变化太快了。我第一次拜访清华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校园建筑还很老，有很多旧建筑。五年后再次来到清华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建起了很多漂亮的新楼，比很多美国大学校园都漂亮。日本当初经济发展的时候也很快，欧洲花一百年改变的建筑，日本花了不到五十年，中国则更快，十五年基本就完成了转变。虽然建筑变了，但是建筑里面的人没有变。表面上看好像超过了欧美，但其实并非如此。接下来中国可能会在未来的五年面临“新常态”，即国家成长会渐渐变慢。这个“新常态”可不是两三年就结束的，大概会持续十年左右，日本当初也持续了十年。国家发展过快，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我希望中国能为接下来的阶段尽早做准备。

　　宗本顺三

　　1945年生于日本兵库县。京都大学教授、建筑师。1984年获日本室内协会室内设计奖、2002年获得公共建筑优秀奖、2005年获得意大利Marble建筑奖。主要作品包括东京三洋证券本社别馆、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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